“第一次打老婆后，她说要去找妇联，我一点都不怕，只觉得滑稽” | 对话家暴男
大家好，我是田静。
今天（11月25日）是国际反家暴日。
之前，我写过不少文章，告诉大家怎么识别有家暴倾向的人，怎么逃离家暴，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
但我发现，这样做远远不够。
为什么？
因为暴力的源头，其实是施暴者。
要消除暴力，还应当从源头上下手。
家暴受害者的故事值得我们倾听、警醒，家暴者视角下的叙述，同样值得了解。
换个视角看问题，不是让大家去理解、原谅暴力行为，而是搞清楚他们的思维、行为模式，才能知道怎么对付家暴。
所以，我找了个很特别的人，来讲一讲“施暴者眼里的家暴”。
他曾经很可恶，为了掌控家庭的话语权，把妻子打得遍体鳞伤；
但后来，他在意识到错误后，从家暴男渐渐转变为了一名反家暴志愿者。
所以，作为过来人，他想告诉女孩们，究竟该如何对付“曾经的他”——家暴男。
我们希望他的故事能对所有人，都有所启发。
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我叫顾伟，是白丝带网络项目的第177名反性别暴力志愿者。
我曾经是个“家暴男”，多次殴打过妻子，也最终导致我的婚姻走向终结。
自2015年加入白丝带网络项目后，我一直从事宣传性别平等、终止暴力的志愿工作。
这与「女孩别怕」的愿景：让女性免于恐惧，不谋而合。
在这里，分享我的故事也让我觉得十分意义。
因为，我始终觉得，如果多一个女孩了解到我的故事，那么当她们或者她们的身边人面对家暴的时候，就会有不止一种解决方案来保护自己。
第一次，我只是踹了她一脚
我时常会想，如果没有那个夜晚，我的婚姻和人生究竟会不会变得不同。
2012年春天，我和婷婷结婚快一年了，她正怀着6个月的身孕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平躺在卧室的床上看电视。婷婷忽然提到，她亲戚家的一个男生，结婚后把工资卡给了老婆。
她说：“要不你也把工资卡给我吧？”
听到这句话，我立刻皱起了眉头。从小家里的财政大权就一直掌握在父亲的手里，我自然也认为，家里的钱应该由男人支配，女人怎么能管钱呢？
看我没有理她，她就继续说：“我在公司做财务工作，也更方便家里记账、存钱。”
她自顾自地说着，我实在听得不耐烦了，就想让她闭嘴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让她闭嘴。
于是，我抬起脚，向她的小腿踹了一脚。
被踹了一脚之后，她愣住了，但终于不再说话了。
她用圆圆的眼睛瞪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怪兽。
我自己也能感觉到，自2011年底办了结婚仪式以后，我的心态就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即便早已经领证，但没办仪式前，我还是很爱和婷婷聊天的，我们常常在河边边散步边聊天，什么都聊，什么都商量。
但办了仪式之后，我的「控制欲」突然变得明确，小到在家里亮几盏灯的习惯，大到吃穿用度上的消费理念，每一件生活中的琐碎事，我都想让她完全听命于我。
在我看来，婷婷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“我的妻子”。
因为是“我的”，所以就该听我的话，由我支配。
一拳比一拳更重
我以为，那一脚的力度并不是太大，但第二天婷婷的小腿依然变得淤青。
在上班出门前，她和我说：“顾伟，如果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要告诉你爸妈，我还要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。”
实话说，我一点也没感到害怕，甚至觉得这话很滑稽。
我不屑地回了她一句：“你去啊，你想说就说呗。”
婷婷没理我，直接去上班了。
当我再次回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曾做过这样的假设，如果婷婷真的去了妇联我会害怕吗？
答案当然是不怕的，因为在我的心里妇女主任不过就是个摆设，对我没有什么震慑。
那么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会我会害怕呢？
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报警。
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警察也没办法处理我的家务事，给我一个明确的处罚。
但如果左邻右舍看见警察来我家，村里的人指指点点地议论，这会让我觉得很丢面子。
这是当时的我作为一个「正常」的男人所不能承受的，会直接让我在村中抬不起头来。
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婷婷没把我打她的事告诉我父母，也没去找过村里的妇联主任。
甚至，在以后的生活里，她也从未再提过这件事，就好像它从未发生过一般。
孩子的出生，更加放大了工作上的压力和家里婆媳关系，我并不知道要怎样解决这些繁琐的问题，我还是相信拳头却是掌握话语权最简单有效的方式。
我暴力的欲望越发膨胀，我对婷婷的暴力越来越多，一个月至少会打两三次。
从最开始这一脚，慢慢演变为拳头，部位从身体转移至头部，下手越来越重，频率也越来越高。
在每一次扬起拳头前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拳挥下去的代价。
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点歉意都没有
家变成了暴力的囚笼，我用暴力囚住了婷婷，也囚住了自己。
我曾把我的暴虐，简单的归因于工作上的变动导致的压力增大。
但在单位，大家都觉得我人好，愿意做事，不埋怨，好相处。
虽然，有时候安排手下员工的工作，他们糊弄事，让我心里也有气，但也是憋着不发火。
可在家里，我像是另一个人，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的拳头都会不自觉握紧，狠狠地砸床板。
我把婷婷当成了我的“出气筒”，用骂她、打她的方式发泄工作的压力，而理由无非是生活琐事。
随着施暴频率越来越高，婷婷提出过离婚。
我跟她道歉，甚至开始当着她的面下跪，打自己耳光，用手砸墙。
这些都让婷婷变得越来越害怕，眼睛里的光亮越来越暗淡，她不敢再与我沟通了，只能偷偷告诉岳母。
岳母没告诉岳父，而是反问：“女儿啊，是不是你做错了事，惹到了人家？”
在一定程度上，岳母的态度又一次助长了我的气焰。
2013年冬天的晚上，一家人在厅堂里吃晚饭，婷婷突然说要回娘家。
我阻止她回去，她不理会，已经戴上了头盔、手套和帽子，推着电瓶车往院子外走。
我冲了过去，右手卡住她的脖子，将她摁倒在地。她头部着地，重重撞击在地面。
我父母赶紧来拉架。婷婷被扶着站起来以后，眼眶红红的，但她很倔强，死死瞪着我，也忍着不哭。
过了一会儿，岳父岳母赶来了。那是岳父第一次知道我打婷婷，把我大骂了一顿。
岳父说：“你这是借口。工作上有压力，为什么不打老板？为什么要发泄在家人身上？”
我硬着头皮，去和岳父道歉。我主动和他握了手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爸爸，我以后绝对不打你女儿了。”
可能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，岳父选择了相信我。
但是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有多少歉意呢？
其实一点都没有。
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我，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承诺。
她怎么真的敢离婚？
妻子所说的离婚、长辈们的警告，都始终停留在口头。
我没有受到真正的约束和惩罚，更加肆无忌惮、变本加厉地对婷婷施暴。
2014年，在我们结婚的第三年，这样的暴力到达了一个顶峰。
一个白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和岳父母去参加婚宴。
那时我们住在岳母家，结束后回到家，婷婷问我，为什么在饭店门口，只顾着自己往前里走，完全不管抱着孩子的她。
当着岳父母的面，我按下怒气，还跟岳母说，“你来评评理，我只是想先去找找座位。“
隔天清晨，大概四五点钟，婷婷起床上洗手间。回到床上的时候，她踹了我一脚。那一脚有点力度，我知道她是故意的。
突然间，我就爆发了。
昨天开始，我积聚的那些愤怒的力量和情绪，就在那一脚，完完全全地爆发了。
我攥着右拳，就像铁锤一样，卯足了劲抡圆了向她的头部猛砸。那是我打她最凶的一次，忘了她是我的爱人，忘了她是一个女性。
以前和男性打架，都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力气。我把自己的压力、委屈、不平……全都一股脑地宣泄在拳头下。
婷婷蜷缩在床沿，从喉咙深处，发出了一种痛苦低吼。
那个凌晨，隔壁的岳母和宝宝也被吵醒了。孩子直接哭了起来，岳母过来拉架，我还趁着她不注意又打了婷婷几拳。
岳母把她扶到另外的房间，我独自留在卧室，天亮也没睡着。
那天清晨施暴完之后，我们就分居了，她又一次提出了离婚。
那时候，我以为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去道个歉就行，她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妻子，不可能狠下心离开孩子、离开家庭。
反正只要她回来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，我可以不兑现那些话。
但道歉没有换来和解，她离婚的愿望很强烈，我终于意识到事情好像有点难处理了。
我告诉了父母，他们没有惩戒我，又去找了我的两个叔叔一起带着我去道歉，。
到了岳父家，两个叔叔开始打圆场，说什么：“年轻人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”
在他们的劝说下，婷婷从房间里出来了。我赶紧道歉，还是曾经的说辞，保证我不会再打人了。
听到这，我感觉婷婷有点动摇了，她似乎准备回屋收拾东西，跟着我回去了。但就在她要回屋的时候，岳父说话了。
岳父转向婷婷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今天可以跟顾伟回去，但你要想清楚。如果你不想回去，爸爸也支持你。”
那句话他重复了两遍。
虽然很简短，但是给了她很大力量。
她慢慢地进了屋，重重地把房门锁上了。
离婚传票到了
2014 年 5 月份，我在公司收到了邮政快递，是法院的传票，上面盖着红章。
那一刻，我害怕了。因为，我发现，这件事已经完全超脱了「顾伟」的控制，走上了一条我不知道如何解决的路。
但其实，我并没有自省自己是真的错了吗？我纠结更多的是“怎么才能不离婚？”。
因为，对我来说，离婚无疑是一个男人最失败和丢面子的事儿。
那段时间，我的情绪都很低落，每天上班浑浑噩噩。
回到家里，房间空荡荡的，我在网上机械地搜索有关于「家暴」信息。
我更加担心了，因为我发现，如果一方有家庭暴力的话，孩子的抚养权就会交给另一方。
我很担心婷婷会去举证，因为她有 QQ 的聊天记录，还有我写的保证书。
我甚至想，我应该捏造出一些什么证据在法庭上抹黑婷婷，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。
无意间，我看到央视法制频道正在播《中国反家暴纪实》，片子的主人公，都是在亲密关系中遭遇暴力的女性。
我记得有一位女性说，她的丈夫会在冬天把她的衣服全部脱光，用水泼向她的身体，然后关在门外挨冻。
另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，她和男朋友提出分手，男朋友把她的眼球挖了出来。
看到这种血淋淋的行为，我感觉非常难受。
我耳边突然响起，最后一次家暴时，婷婷颤抖着从喉咙深处发出的那声低吼。
我开始意识到，婷婷被我打的时候，是有多痛苦。
这个伤害不光来身体上，对心理的摧残肯定也是极大的。
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我身边有一个随时会对我施暴的人，那是多么可怕。
从那时起，我渐渐的有了一丝同理心。
她没有说话的权利吗？
纪录片的第七集讲到了施暴者，讲到了「白丝带」，还讲到了“反对『男性对女性家暴』”的由来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组织。
我记住了「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」这个名称，上网去找官方网站的，里面的一些内容打动了我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家庭暴力施暴者中的男性也是需要被帮助的。
我拨通了白丝带的心理咨询热线，热线里的咨询师是轮岗制。
当我第四次拨打这个热线时，我遇到一位女性咨询师接了电话，我和她聊了很久很久。
我记得，老师问我：“为什么要打妻子？”
我说：“我想让她闭嘴。”
她说：“她是一个人，她有没有说话的权利？”
这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，我在电话那边沉默，后面又哭泣了良久。
我在心里自问：“顾伟，你是造物主吗？你有什么能耐和资格，去剥夺一个人的说话的权利？”
那一通电话讲了 40 多分钟，我语速很快。我和老师说了好多以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心里话。
后来，我持续跟老师咨询了半年多。这期间，我回想了很多小时候的事件，发现暴力是从家庭中不断演化下来的。
我爷爷对他的母亲、妻子、女儿都施加过暴力。
父亲也和母亲动过手，而且他经常用极其难听的话去辱骂母亲。
小时候的我，也是暴力的受害者，每次爸爸辱骂妈妈，我都会很紧张，手足无措。
但是听多了，我就麻木了。我开始觉得女性、弱者是可以贬低和羞辱的。
这时候，我终于可以回答那个困扰许久的问题：
如果没有那晚的踹的那一脚，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冲突，让我挥拳打向妻子。
因为，当一个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时，挥拳打向「弱者」便成了最好的发泄途径。
我把自己当作一个需要去矫治的病人，需要持续地改变自己。
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多场白丝带的培训，在很多家暴的案例里，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2015年10月份，我的离婚官司的二审即将开庭时，我在白丝带活动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
那是我第一次对在场的人坦诚地说，我曾是一个施暴者，不管官司的结果如何，我已经意识到，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了。
最终，二审判决我和婷婷离了婚。
直到现在，我也认为婷婷和我离婚是正确的选择。
因为，我这样的脾气作风，就是婚姻继续维系下去，不知道还会造成什么更可怕的后果。
2016年，央视《面对面》邀请我在节目中公开谈论家暴这件事。我也曾动摇，犹豫，我担心如果被同事看到，会影响工作。
但最终，我还是在镜头里展现了真实的自己。那一次，面对镜头真心地给婷婷道了一次歉：“真的很抱歉，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我的暴力，希望你早日在我的阴影中走出来。”
在本职工作之余，我依然坚持参加白丝带的公益活动，也有很多施暴者知道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向我求助。
其中，咨询我最多的还是家暴中的受害者，她们彷徨、害怕更无助，就像曾经的婷婷一样。
作为一个正在慢慢修正的施暴者，我并不能给她们多么完美的建议。但只有一点，我想告诉这些受害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在面对暴力时：
第一，不在对方失去理智时激怒对方，最重要的是先保护自己，再找准时机逃离危险；
第二，一定要做好证据收集，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；
第三，记住要报警，不论警方采取了什么手段，报警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。
当然也有和我一样的施暴者在网上找到我，他讲了自己的情况，不断循环的家暴，爱人觉得他就是个怪兽，很可怕。有时候打完人，他也很懊悔，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我告诉他，自己也经历过这些，让他也像我一样，加入白丝带组织，并且可以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。
你问我“家暴是不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”。
客观地说，是的。
因为，暴力并不是一天半个月形成的。它的矫正也一定不会是一蹴而就、说改就改的。
我看过一些数据，说对于家庭暴力能够成功矫治的比例，是30%都不到的。
但并不意味着，我们持续的矫正是没有意义的。这反倒说明，我们应该更努力。
最起码，在面对情绪波动时，应该知道有更合适的方法去应对，而不是直接付诸暴力。
田静后记
采访完顾伟，我搜索整理了一组数据：
▌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
我国约有30%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
▌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统计数据：
我国近90%的家暴受害者为女性
平均每7.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
平均在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
▌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
全国共有40152万户家庭、平均每户3.1人计算，施暴者约有1.2亿
除了冰冷的数据，在网络上，一起起家暴事件的曝光，我们总能在留言中看到散落在各地的网友，诉说着“身边人”发生的家暴事件。
愤怒、痛苦、无力这些情绪，最后纷纷引向同一个问题：
我们一直在告诉受害者如何保护自己，但却忘了告诉施暴者去改变自己。
顾伟在描述自己过去的暴力行径时，相当坦诚，几乎没有掩饰或美化的词汇。
在与我交谈时他会使用第三人称，像“这时候的顾伟”，我能感觉到，他仍在努力把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施暴者作分割。
再次强调，顾伟的故事，不是为了“家暴”洗地。
白丝带的志愿者告诉我，“全中国也出不了第二个顾伟”。意思就是，能成功戒除暴力的男人，实在太少了。
在他之后，再也没有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施暴者的人。
作为少数中的少数，顾伟不是一个典型的范本，却是一个很好的稀缺示范。
顾伟和他所在的白丝带网络项目却一直仍在坚持着。
因为，男性也应当为消除家暴做点什么。
我们不能一味地告诉受害者“快逃”，还要推动改变从施暴者身上发生。
施暴者是家庭暴力的源头，只有他们意识到暴力是错误的，是应该矫正的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。
这个世界多一个敢于承认、勇于改变的施暴者，就会少一个面对暴力手足无措的受害者。
（本文婷婷为化名）